?任正非接受德媒采訪紀要:我不是喬布斯,華為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

2019-09-24 08:37:45     來源:華為心聲社區

9月23日,華為心聲社區發布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接受德國電視一臺紀錄片的采訪紀要,采訪時間為5月23日,當時美國已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但宣布給予90天的臨時通用許可證。在此次采訪中,任正非表示,即使沒有美國供應華為也可以獨立生存,但華為永遠對美國公司充滿敬仰。


“比如,我們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但是50%繼續購買高通的,并沒有完全使用我們的器件。”任正非稱,這是他定下的,必須要使用美國器件,不能自己一個人獨吞利益。“我們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歷史的挫折過去以后,會更加考驗我們和美國公司的友誼,只有合作起來,才會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進步。”


?任正非接受德媒采訪紀要:我不是喬布斯,華為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


任正非表示不理解特朗普的決定(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稱華為在美國沒有什么市場,沒法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他又指華為的規模會有收縮,但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公司在最高端領域上不會輸給美國。


對于記者將任正非稱為“中國的喬布斯”,他回應稱自己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任正非表示,自己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只是提了一桶“糨糊”把十八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斗,“他們奮斗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


任正非表示,自己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性格上有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么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任正非接受德媒采訪紀要:我不是喬布斯,華為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


以下為采訪紀要全文:


1、記者:任先生,您被視為中國的喬布斯,華為在中國被視為一個偉大的企業,怎么做到的?


任正非:第一,我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我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只是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斗,他們奮斗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么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記者:我們還是可以得出結論,華為是一個全球性的巨人,華為生產設備成為互聯網的骨干?


任總:是的。


2、記者:您是1944年出生,7個兄弟姐妹中最年長,出生在中國南方一個貧困的省份,當時您的父母做什么的?


任正非:他們都是鄉村教師,在貴州一個偏遠貧困的少數民族山區任教。我母親是小學校長,父親是中學校長。


3、記者:您成長的年代當時非常困難,50年代末期中國經歷了大饑荒、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時您有哪些記憶?對您產生了哪些影響?


任正非:我從小到大,最大的記憶就是吃不飽,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想吃一個饅頭。晚上睡覺做夢想是不是有個饅頭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學習,將來有什么發展機會。我從小到大不知道零花錢為何物。在高三時,母親終于和我談話,答應每天給我5分錢的零花錢,我覺得好自由。


4、記者:大概二十年前左右,您寫了一篇介紹您父母的文章,我們看了文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詞是“饑餓”。


任正非:1959年-1962年左右主要是“饑餓”,中國經濟1963年-1964年開始恢復,“饑餓”已經不是主要名詞。中國經濟恢復以后,政治上開始往左的方向轉移,開始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題跟我個人思想不吻合,我是一心一意鉆研技術的人,一點都不懂政治,突然社會政治狂熱起來了,我完全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么辦。


文化革命中,我也想跟大家一起上街去鬧鬧,去游行示威。但是我父親作為走資派被打倒,被關在牛棚,那時中國把不是監獄的禁閉方式叫關牛鬼蛇神,把這種房子簡稱為牛棚。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參加那些活動。2001年寫《我的父親母親》這篇文章時,突然回憶起來才發現,這么一個那么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億萬紅衛兵運動,我居然不是紅衛兵。為什么沒有參加紅衛兵?一方面是大的組織不要我參加,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夠好。小的組織我也不愿意去,就游離在外面。


記者:為什么當時紅衛兵選擇斗爭您的家庭呢?


任正非:因為我父親是師范專科學校的校長,文化革命是從學校校長、老師開始的。我父親雖然是黨內高級知識分子,但政治身份和工農干部不一樣,工農干部很純潔,他們從山溝溝里走出來,沒有接觸過社會,歷史非常清白。高級知識分子從舊社會走過來,與舊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是優先挑出來被打倒的對象。


?任正非接受德媒采訪紀要:我不是喬布斯,華為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


5、記者:您大學時候學的建筑工程,怎么參軍了呢?


任正非:因為周恩來總理引進了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的化纖設備,要調很多地方隊伍建設這個工廠,但是地方隊伍因為文化革命完全混亂了,建設化纖廠的地方生活又非常艱苦,都不愿意去。周恩來只好調軍隊去建這個廠,但軍隊沒技術力量,地方上也沒有哪個單位愿意出工程師給軍隊,軍隊就把我們這些懂一點技術的“半壇子水”學生重用了。


就這樣,我有幸走入了現代化工程,有幸走入了軍隊。


6、記者:1976年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那個時間您在做什么?


任正非:1976年,毛主席去世時,我還在建設遼陽化纖總廠,這個工廠剛剛啟動沒有多長時間。


7、記者:那時您入不了黨,當時黨員要求非常高,而您因為父親背景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才入黨?


任正非: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華國鋒主席粉碎了四人幫,中國的政治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過程中,國家開始強調發展科技,強調人的勞動貢獻。因為我在遼陽化纖廠建設中有發明,用數學方法推導了一個儀器,這個儀器當時中國沒有,國外的也不一樣。于是這個小發明在當時歷史時期被夸成大發明,國家就讓我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大會期間,別人在開黨員會議選舉代表團黨委,我在花園里散步,組織機構看見了就批評我怎么不參加黨員會議。我說:“我不是黨員”,把對方嚇一跳。在那個時代,不是黨員,連炊事班班長都不能當;國家這么重要的會,不是黨員怎么能參加呢?他們并不認為我不合格,否則不會穿過重重屏障參加國家會議。于是他們就給我們兵種司令員打了電話。


所以,我從全國科學大會回去以后,部隊討論我入黨的問題。那時候,我父親的地方檢舉材料有很厚的一摞,部隊認為等到地方做出結論以后再批準我入黨太慢了,部隊自己組織重新調查一遍我父親的歷史,然后跟我談話,告訴我:“你父親哪幾點有問題,哪些沒有問題,記住以后檔案中只有哪幾點有問題。”那次對我們家歷史終于搞清楚了,沒有多大問題。重新再討論我入黨問題的時候,在支部層面還是有阻力的,那時思想很傳統,但是上級要求我入黨,就入黨了。


入黨前,兵部指派一個記者叫許國泰來考察我。他調查完后給我們師政委匯報說,在調查我的時候,叫我跟他出去散步,我說先換個衣服。他跟著到了我的臥室,我在床下找襪子,聞聞哪個衣服襪子不臭就穿哪個,男孩都比較懶,換了衣服襪子就扔在地上。他看見我這么盡心地鉆研技術,告訴師政委愿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師政委也說愿意做介紹人,這樣就突破了支部壓力的屏障。三十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許國泰,他才告訴我當年代表中央去調查我個人歷史和表現時的情況,否則我不知道這個秘密。


就這樣,我才突破屏障,加入了共產黨,走進時代的潮流。


8、記者:1978年12月,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接下來四十年,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經濟發展,這對您有什么樣的影響?


任正非:首先,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我們聽了很多前輩做報告,包括陳景潤。當時我們聽得淚流滿面,太感慨了,國家終于承認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兒子”,鄧小平講話中說我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場歡聲雷動,我們是工人階級了,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很興奮。鄧小平提出要“五天工作,一天政治學習”,以前政治學習太多了,政治學習要減少一些,我們也非常高興。


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國家決定要開放改革。其實當時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不知道這是劃時代的改革。只是覺得聲音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有一種興奮感,國家要搞建設了,我們能夠使勁好好干活了。以前需要“又紅又專”,我是不夠紅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理解,當時我們年輕、對政治不敏感,隨著國家一天天變化,才知道一個理論、一個社會結構的變化,對這個國家的改變是翻天覆地的。我們當時真的不理解“亞馬遜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會讓德克薩斯下大雨”,僅僅只是感覺中國要變了。


9、記者:隨著中國的改革和大裁軍的決策,您也轉業了?


任正非:中國1978-1982年之間,很重要的事情是“撥亂反正”,讓過去混亂的局面逐漸穩定下來。穩定下來以后,鄧小平要大裁軍,其實從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鄧小平為什么要裁軍。78年我聽過羅瑞卿的報告,他去世前三個月在全國科學大會做報告說,“我們迎來了難得的十幾年和平時間”,他認為,未來十幾年不會打仗,應該抓經濟建設。他檢討了65年把中國國防科研體系拆成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七機部,其實削弱了國家力量,但是很快他就下臺了,無法改正了。十年以后,他重新恢復工作,檢討了他在文革前的錯誤,認為現在走向和平建設了,軍隊發展要停下來。但我們并不理解這些話的含義。


十二大的時候,國家決定要裁掉一大部分部隊,主要是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當時我們被認為是“雜牌部隊”,先裁雜牌部隊,保留正規軍,一下就把我們裁掉了。裁完之后,財務報表顯示軍費還增加了,裁掉的這兩個部隊是賺錢的。后來繼續裁百萬野戰軍,軍隊從五百萬、四百萬、三百萬……一步步降下來,現在還在減少軍隊編制,支持國家經濟建設。今天明白了,當時我們是想不通的,因為好不容易熟悉軍隊、熟悉這個工作,換一個工作,當時我們在思想上還是有一點抵觸的。


10、記者:您是1987年創立華為,國家之前也啟動了相應的政治改革。但是,要做一件事是一回事,現實是另外一回事,中國在朝市場環境發展,當時創立華為最初的經歷怎么樣的?


任正非:第一,1984年到深圳來以后,我發現自己根本適應不了市場經濟體制。因為我們是從軍隊一下子跳到市場經濟,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社會已經變成市場經濟思想。軍隊是講為人民服務,這里做事為什么要賺別人錢?覺得公司都在騙錢,明明買來10塊錢,怎么賣給別人12塊錢?這是第一個不適應。第二,我在遼化做自動控制系統,是比例、積分、微分這種模擬控制系統。到深圳前沿以后,發現世界已經開始變成電腦時代,這兩種方式完全不一樣,我發現怎么也跟不上青年人,這是第二個不適應。第三,對人過于信任。軍隊本身命令就是信任,以為社會上是這樣。


當時,我在一家國有企業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經理。副經理沒有決策權,今天來一個辦公室主任,我不知道;明天一個人做什么職務,我也不知道;他們不一定向我匯報,但是事情做錯了,都要我承擔責任。那時我也犯了很多錯誤,相信別人,就把錢先給了別人,最后沒有拿到貨,被別人騙走了200萬,后來我追款追了一年,絕大部分追回來了。我辦小公司賺了錢以后,也替原來的公司還掉了一小部分外賬。


這個事件對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我沒錢請律師,也沒錢送禮。我自己閱讀了大量法律書籍,基本把法律書籍都學了一遍。明白了,市場經濟就是貨源、客戶、交易,貨物交付到客戶的中間就是法律。


記者:您那時破產了,被迫創立公司?


任正非:不是破產,是別人不要我了,我需要另外尋找工作。正好深圳鼓勵進行科技創業,我覺得也可以試試。在舊體制下,我沒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如自己建立一個公司,自己想什么,自己做什么,好壞自己承擔。所以,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去做一個民營高科技企業。


當時注冊資本要兩萬元,那時我的所有轉業費加起來只有三千元,就找人集資。其實有些人集資只是出了一個名,沒有出錢,真正資本不到兩萬元,應該在一萬六千元左右就開始創業了。其實是逼上梁山。如果當時政府給我一個小官,也許我就不會創業了,走官場的路,最終做到一個處長就退休回家釣魚。逼上梁山以后,只好走向華為創業,只有這么點錢。


剛開始公司就一、兩個人,貨物要運回來,不可能租車,只有自己扛著一包包的貨物往公共汽車上搬。貨物裝卸時,我搬20公尺放下來,再去搬另外一包,20公尺、20公尺……搬到馬路邊,再扛到公共汽車上。那時曾經是我在中國是頂級紅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都占,不進第三梯隊才怪,突然變成個體戶,社會上譏諷很多。我一包包貨物扛到車上,售票員很好,允許把貨運到南山蛇口,我卸下來,再20公尺、20公尺……,否則看不見會被偷的,一包包再搬上樓去。所以,這是逐步的發展。


11、記者:在創業初期,有什么樣的突破,認為華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


任正非:公司成立初期,我們主要是做代理,幫別的公司賣機器,中間賺一點傭金,慢慢積累到有一、二十個人。經常是汽車到了,我們每個人都像搬運工一樣,扛木箱卸貨到倉庫,客人要貨時,我們再去裝貨。在三十年前,我們是以代理為中心的。


后來,香港鴻年公司跟我們接觸以后,考察了我的個人歷史,找很多人調查我的歷史。當時我還很生氣,他們把過去的一些事講給他們聽后,考察完的結論,認為我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他們就給我授權:“廣州倉庫里有價值一億的貨物,你可以去提貨。貨物賣了以后,錢可以先周轉一段時間,再還給他們。”他們給我的底價也比較合適,我們通過賣貨物回款,中國當時正在快速發展,很需要這些物品。香港鴻年公司對我們很信任,公司老板原來是一位很優秀的學者,叫梁琨吾,由于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開始得到了逐步發展,積累了一部分資金。


12、記者:那時美國應該是您所進入通信行業中蒸蒸日上的國家,您第一次去美國是什么時候?


任正非:1992年。


記者:我看了您寫的《赴美考察散記》這篇文章,2019年讀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您對于美國當時有非常多的敬佩之情,而且把自己放在比較弱勢的地位,包括華為的管理。當時您看來,美國是充滿希望、充滿前途的國家,是嗎?


任正非:是的。對于美國的了解,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閱讀。當時,解放軍有一個代表團考察了西點軍校,《解放軍報》有對西點軍校的連載描寫,對西點軍校的作風,我的印象比較深刻。所以,我們在早期建設公司時,是學習西點的風格來管理的。當然,我們是一個生產企業,不可能像軍隊那么不講成本。


我到美國以后,親眼看到了美國是什么樣了,以前我們沒有出過國門。開放改革以前,我們還以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難,就我們吃飽肚子,別人沒有吃飽肚子,需要我們去解救,這是當時我們對世界還是這樣的理解。當我們走出國門一看,才發現只有我們才是貧窮的,別人都不貧窮,才知道社會是什么樣子,思想上有了一個開闊。


第二,我對美國的創新精神、創新機制的推動有很深的感慨。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硅谷》,硅谷人為了奮斗,在車庫……通宵不眠,當然硅谷今天還是這種精神。我們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我們也要艱苦奮斗,也要努力,從簡單開始逐漸走向中高端。


從年輕時候直到今天,我對美國都是很崇拜的。盡管今天美國打壓我們,將來我們重新在“喜馬拉雅山頂”再次相遇時——我把科技高峰形容為喜馬拉雅山頂,美國帶著咖啡、罐頭……在爬南坡,我們帶著干糧爬北坡——我們在山頂相遇時,我決不會與美國“拼刺刀”,會相互擁抱,終于為人類數字化、信息化的服務勝利大會師了。我們應該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不要這么狹隘。我們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狹隘,才有這么多客戶信任我們,我們今天是打不死的。希望你過幾年再來參加我們的會議,那時我們再喝一杯慶功酒。


13、記者:你們所處行業第一次的危機在2001年前后,很多西方公司面臨著重大危機,華為當時怎么挺過來的?


任正非:IT泡沫危機發生時,我們同樣發生了巨大的危機,公司基本瀕臨崩潰了,內外交困。外部來說,我們對客戶負責任的能力低,在IT泡沫時期,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買光了,我們只能買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產品賣給客戶。公司內部也出現很大危機,2002年時,內部很多人偷走知識產權、挖走公司的人,去創辦其他的公司。


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召開了400人的高級干部大會,學習了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戰爭論》里面有一句話:“什么叫領袖?要在茫茫的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來燃燒,發出生命的微光,帶領隊伍走向勝利。戰爭打到一塌糊涂的時候,將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用自己發出的微光,帶領隊伍前進。”好,現在該我們把心拿出來,照亮隊伍前進,鞏固隊伍信心。


第一件做出的結論,就是把客戶所有的爛設備換回來,要十幾億人民幣,那時我們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還是要換回來,從此贏得了客戶的信任。第二件事,我們選取了一個很正確的戰略,叫“雞肋戰略”。泡沫經濟時,北電在光傳輸上投入過猛,設備跌價不值錢,如同沒有肉的雞肋。我們選擇了光傳輸這個不值錢的雞肋,別人不做我們來做。我們經過十幾二十年的努力終于做到了世界第一,現在我們在光傳輸和光交換上絕對領先,很難有人短時間再趕上我們。我們現在提出了將來要做光子計算機。所以,我們是及時開了干部大會,整頓了思想,讓留下來人繼續好好干,然后選擇了最不賺錢的事,渡過了巨大的危機。


14、記者:盡管您本人對美國充滿了敬佩,現在來看,華為和美國之間有一場持久戰。從2005年開始,美國的一些政客就視華為為危險,您能夠解釋一下嗎?


任正非:美國政客不代表美國,因此我將來對美國的情感還是一如既往。對美國的政客,我也不恨他們,為什么?他們拿著“鞭子”抽著華為,提醒我們要努力奮斗,我們只要不努力奮斗,就會把我們打垮。這點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沒有外部的壓力,內部就缺少動力。


15、記者:2007年美國國家安全局黑進華為的網絡,甚至包括您個人的往來通訊,相信您聽過美國國安局針對華為的行動,他們叫“獵殺巨人”,為什么美國那么早的時候,就對華為這么多的恐懼呢?


任正非:第一,我們建立內部網絡時,公司就有一個定位,內部網絡只防范惡性競爭對手,不防范西方競爭對手,也不防范所有政府,包括美國政府、中國政府。否則要建多么厚的“城墻”呀,我們沒有那么多錢,只是把想偷我們技術的惡意競爭對手防范住。


第二,在全世界,能做到像我們這樣內外合規的公司總體是少的。你看,外媒報道說“華為公司是世界上被審查最嚴格、被監督最厲害的公司”,比如在英國,盡管對我們有批評,但對我們還是信任的。


至于美國當時進來看看,可能也不是因為我們強大,可能是好奇吧,覺得“你這個人應該很有錢”,結果我沒錢,當年我最大的優點是沒錢。當然,今天我已經被外面說是資本家了,過去真沒錢。中國反腐那么嚴厲,這么多年沒有我們的事,我們在國外也是“夾起尾巴做人”。我們未來要更加注意內外合規的管理,提到更高標準。


我們前三十年是穿著草鞋的“農民”,走進了這個殿堂,“農民”適應新的內外合規體制,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在整個信息網絡中,專門有一個定位,不防范任何政府,只防范惡性競爭對手,不能把我們的核心技術偷走。


16、記者:現在處在一個非常熱鬧的時間階段,美國針對華為有一系列的指責,而且這些指責在過去幾年都指的是同樣的事情,例如,華為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華為為中國共產黨所控制。最近特朗普總統簽發了一個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技術公司與華為做生意。用他們的話說,華為危及了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您覺得這是什么樣的性質?是一種猜測、貿易戰還是政治上的對立?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特朗普的這個決定,因為我們在美國沒有網絡,在美國沒有什么市場,怎么威脅到美國安全呢?美國做出這個決定,也不完全合乎法制國家的所作所為,因為美國在紐約東區法院已經起訴了我們,我們已經抗訴說“我們是無罪的”,法庭總要有辯論和判決以后,你再來處罰我,我們應該可以理解法律的程序。現在不按程序出牌,我們不清楚怎么理解。


我們公司不會因此死掉。有議員說“華為要死掉了”,網上說“華為完了”。華為不會完的,只是“蛋”從大變小了,原來是“鴨蛋”,可能會變成“雞蛋”,但是不會變成“鴿子蛋”。我覺得規模會有收縮,但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我們在最高端領域上不會輸給美國。但是最低端的領域可能會選擇放棄,因為太低端領域,我們從來沒有自己開發過部件,因為低端領域遲早會被淘汰。我們認為,銷售增長可能會差一點,但不會負增長,一定是正增長。


至于這樣的決定,美國政治家們應該沒有考慮到美國企業的利益,美國企業也需要市場,它們需要向中國供應芯片、供應零部件來占領中國13億人口的市場,如果什么都不供應,把中國逼著什么都自己生產以后,它就不能成為世界霸主了。世界霸主要為75億人服務,少了13億就是少了1/4。至于哪些高端零部件應該有所管制,不是已經有《瓦森納協議》了嗎?它堅持《瓦森納協議》就可以了。有必要連一個小螺絲釘都要限制住嗎,政治家可能太不懂技術了。


17、記者:中國今天不僅僅是廉價勞動力的工廠,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長足發展,現在是僅次于美國之后的第二大經濟體,未來很可能很快替代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是美國有這個擔心才有現在的舉措,還是說老的反共的傳統在延續?


任正非:這點我并不清楚,因為我不是政治家,對政治上還是不夠敏感的。即使在美國這樣打擊下,在這個行業我們還是世界第一,還是稱雄這個世界,不會改變的,這點我有信心。兩三年、三五年以后,我們一起來舉杯共慶。


關于中國的崛起,我認為要接受,因為中國崛起以后,才會有更多人買外國商品。你參觀我們生產線,大量都是德國的生產設備,我們的生產系統用的是西門子軟件、BOSCH軟件、達索軟件,生產設備大量是德國貨。如果中國也發展,其實把歐洲很多貿易帶到中國來。中國以前是貧窮的國家,我讀大學時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因為屁股位置容易破,用一塊布拿縫紉機打了一圈圈湊合穿,沒有穿過一次好衣服。現在中國購買多少歐洲奢侈品?歐洲奢侈品在中國有了巨大的市場。當中國人的消費需求提高時,會給歐洲帶來巨大的市場空間,包括美國。當然,我看到奧巴馬在澳大利亞的演說“如果中國人要過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生活,這個世界是災難的。”但是,Google地圖最近展示,中國沿海的海邊有非常多的小房子,網箱養殖,中國很多海鮮是人工飼養,并不完全是自然捕撈的,沒有傷害世界持續的平衡。當然,中國人要節儉,現在太鋪張了。所以,接受中國的崛起,希望中國是和平崛起,不要有戰爭對抗,這才是我們真實的目的。戰爭的能力在美國,只要美國不想打仗,世界上沒有人想打仗。如果中國的崛起給世界很大的擔心,我認為這擔心可能是多余的。


第二,將來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到我們公司來,跟任何人交流。我們公司員工的思想哪一點不像西方?人人都像西方人一樣的思維方式。再往年輕一代,其實有更強烈的西方觀念意識,這個意識會變成世界共識,這就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這個世界應該越來越走向和平,而不是戰爭,只要有一個人不想打仗,人人都不想打。我們要把戰爭的源頭消滅,轉向和平崛起。世界允許在和平規則中交易,才是我們的目的。過多的恐懼是制造的一種恐懼心理,我恐懼你,你恐懼我,恐懼來恐懼去,就真恐懼了。


18、記者:現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包括貿易戰、發生在華為自身的事情,其實也體現在個人層面。您女兒去年12月1日在溫哥華被捕,除了是您的女兒之外,她也是華為首席財務官。當時您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么?


任正非:我的第一反應是很震驚,因為我女兒是很守規矩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犯罪的行為,怎么被抓了呢?我女兒在被關進監獄的第二天,就通過他先生遞了一個紙條子,帶給我:“爸爸,所有的矛頭是對準你的,你要小心一點。”第三天,我同樣要飛到阿根廷開會,我女兒就是阿根廷會議的組織者。我還是選擇冒著危險去開會,我認為這對公司的改革、穩定和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時并不知道美國要這么嚴厲地制裁我們。我太太整晚不睡覺,等待著我過境國家的信息,總問我:“你出境了沒有,上飛機了沒有?”我告訴她,飛機滑行了,她才放心睡覺。我開完會以后,就上飛機返回了,直到平安回來,我家里人才放心。


其實我個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么重要。我認為改革最重要,阿根廷代表處的改革很成功,帶動了公司全面的改革。正好遭遇了貿易戰,現在大家才看到,阿根廷七個文件對公司建立自我堡壘起到了巨大作用,每個BG的一把手都跟我說:“太重要了,如果沒有這半年的準備,可能現在會混亂。”我是冒著生死危險走出去的。


我認為,我最終還是要在世界上游走的,如果用一個籠子把我裝起來,我還有什么價值和意義呢?有人說:“你是思想家,你出思想就行。”不到現場去,怎么能出思想呢?


有媒體問我過;“如果你當時跟女兒一起走,在加拿大被抓了怎么辦?”我說就陪女兒聊聊天。“萬一被抓到美國去怎么辦?”我說,在美國監獄,正好把美國二百年發展的歷史讀一讀、學一學,然后寫一本書,就講中國未來二百年應該怎么崛起,應該怎么向美國學習。


也有記者問:“如果國家讓你裝后門,你不裝,中國政府把你抓起來怎么辦?”我說,中國的監獄很文明,對高級人員有獨立房間,有浴室、廁所,還可以看書、看電視,那么舒服,而且還不要伙食費,挺好的。第二,什么都不想了,可能我就不再需要安眠藥,糖尿病沒有了,高血壓也沒有了,說不定我還能多活兩年,那我擔心什么呢?所以,我現在活得很瀟灑,公司已經走上正軌,有沒有我,公司都會照樣發展。你們看,在這么緊張的情況下,我都沒什么事干,一切都在制度中。這就是向英國和德國學習,以制度文明來管理公司,而不是以人獨裁的方式來管理公司。我現在覺得,對過去三十年的努力,我是心安的。


19、記者:現在您的女兒面臨著指控,說是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禁令,美國也在尋求對她的引渡。現在也有一些報道說,這個事情發生剛好處在中美兩國之間緊張的局勢之下。我們也看到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包括德國、丹麥、法國)表態不會追隨美國的步伐,華為能否應對來自美國的壓力?沒有美國,是否可以繼續很好的發展?


任正非:第一,孟晚舟的問題將來要依照法律判決,我就不多評論了。我們認為,孟晚舟是無罪的,我們是有抗辯證據的,美國檢察官也要拿出證據來。


第二,如果美國在科技上與我們割離以后,華為能不能繼續做下去?我認為,世界本來就應該合作共贏,因為全球化的經濟基礎是互相依存,不能孤立的存在。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說,即使沒有美國供應,我們可以獨立生存的,也能生存得非常好,可能也還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永遠對美國公司充滿敬仰,很多美國公司是愿意與我們合作的,他們與美國政客有區別的,我們會永遠與這些美國公司成為長期的戰略伙伴。他們正在尋求美國政府對他們的供應審批,我們堅決購買他們的產品。比如,我們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但是50%繼續購買高通的,并沒有完全使用我們的器件。這是我定的,必須要使用美國器件,不能自己一個人獨吞利益。我們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歷史的挫折過去以后,會更加考驗我們和美國公司的友誼,只有合作起來,才會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進步。


20、記者:根據聯合國數據,在過去四十年,對于中國是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這四十年中,中國有七億人口成功脫貧,人均預期壽命從鄧小平啟動改革1978年的60歲到今天增加到76歲。整個巨大的變化是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發展?


任正非:第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人口應該是6億多,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但是人們都吃不飽。鄧小平開放改革以后,13億人民吃不完了,說明生產技術大發展了,農村從聯產承包變成土地流轉,未來逐步會走向西方農場式的生產方式。先進的農業工具……各種利用已經有很大的提升,這樣的提升使中國的糧產量提升非常大。


中國以前實行低物價的方式,西方實行高物價、高消費、高工資的循環原則,西方度過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繁榮。中國物價開始提升時,讓中國內部經濟循環的血脈加快,使農民得到了好處。


第二,中國對外資企業實行很低的稅收,外資引進中國辦廠,讓2億農民進城做了工人。十年前,中國一個農民工進城,每個月收入能達到100美元,在農村干一年也拿不到100美元。在七十年代末,我下過農村,幫助農民整改,考評農民時,一個很強壯的勞動力一天能掙8分錢人民幣,相當于1美分。所以,那時候的勞動力非常低下,現在農村每月的平均收入也才兩、三千塊錢。


現在有相當多的縣脫貧了,規模化生產農產品,不像以前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村開始逐漸脫貧了,比如貴州有一個赫章縣,那里適合種很細、很香的蔥,幾萬畝地都種小香蔥,形成一種集約化的產業,有蔥的包裝,有蔥的物流運輸,有蔥在北京、上海、廣州……高消費地區的消費系統,農民的收入就增加了。鎮寧有位縣委書記來看過我,說他們縣里種了一萬七千多畝小黃姜,還種了非常多的李子,剛剛摘了貧困帽子,這個縣不貧困了。


中國脫貧對非洲等地區有啟發作用。雖然按西方標準來說今天中國農民收入仍然很低,按聯合國的貧困標準來看,我們的貧困人口還是比較大的。我們國家定貧困人口的貧困線以前是1.2美元,現在提到1.9美元,聯合國的貧困線是2.5美元,我們貧困標準線比較低,因為生活標準比較低。開放改革對推動中國擺脫貧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以及各級干部的努力,因為共產黨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無論是不是真心的,都要為人民,客觀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21、記者:中國過去七十年經歷了一系列的困難,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包括整個體制的部分調整。如果放這個大的背景下,考慮您自己的生活,您會用哪個關鍵詞來形容?是壓力嗎?


任正非:苦難的歷程。中國在尋找自己的道路時也是彎來彎去的,中國最終會找到實現有序的民主、可以發展、有利于中國的新的發展動力。今天的動力,還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走到小康社會;讓貧困的人民擺脫貧困,讓絕大多數孩子能受到良好教育,才有未來。


有了這個目標,整個國家還是有奮斗動力的,是有序化的。中國政府控制實施,不要出現無政府主義,不要出現動亂,使國家在有序的基礎上不斷去改革,不斷去發展。


22、記者:那些比您年輕四十歲的人,沒有您這樣的經歷,沒有您經歷過的苦難,您怎么看待這一代人?


任正非:不是要把苦難作為必修課,如果人們都要經歷苦難,社會追求什么呢?我認為,他們應該追求高的文化素質、高的創造能力,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能力。美國著名院校錄取最優秀的學生時都有兩條標準——照顧過孤寡老人嗎?給孤兒院的孩子做過努力嗎?如果沒有做過,就扣掉20%的標準分。他即使考滿分,也很難進美國名校。美國名校是什么?就是培養領袖,不是領導國家,就是領導企業。領袖不能只愛自己,自己撈錢到自己口袋里,會破壞社會的。要關心全社會,所以,你才理解,哈佛等名校畢業生到非洲做工作,掙很少的錢,就是為了一種理想,這個理想過去叫“清教徒精神”。


華為的精神和清教徒精神沒有什么區別,我們這種精神也是為了一種理想,為了人類社會。如果我們是資本化的公司,把利益看得很重,那么有錢的地方就會多去,沒錢的地方就不會去。非洲這么落后,這么困難的地方,我們照樣在那里努力,如果是為了錢,我們就不應該去;喜馬拉雅山那么高,北坡的基站是我們的,南坡基站也是我們的,如果不在那里安裝基站,登山遇險的人得不到通訊聯絡,得不到救助可能就會死亡。這些地方能掙錢嗎?掙不到錢。所以,我們為了理想而奮斗,同樣有清教徒的獻身精神。我們以這種理想驅動公司的文化建設,公司每個員工都不會斤斤計較,不會在個人收入上和公司討價還價,但是公司不能因此不去重視提升他的待遇和利益。所以在文化體制上,其實我們跟美國很多優秀文化是相近的。


23、記者:中國有多少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認為,其實中國在接受德國文化上還是非常好的,比如宗教改革也是從德國開始的,德國盛產哲學家、音樂家、藝術家……。按理說,一個工業型社會,怎么能創造出這么燦爛的人文文化呢?前幾天,國家信產部的部長參觀我們公司時,我專門帶他參觀生產線,講西門子軟件多么好、BOSCH的軟件怎么好、達索軟件怎么好,為什么?工業互聯網必須是從事工業幾十年的人,把他的經驗變成電子的時候才是工業互聯網,而不是我們搞互聯網的公司變成工業互聯網。我們幫助國家大規模推廣德國的控制軟件,提高生產、提高效率。我們認為,中國和德國之間經濟有極大互補性,中國要發展,德國很多優勢對中國非常好,德國需要中國13億人民的市場。


我去德國斯圖加特,工程院院長帶我參觀一個工學院一年級學生入學,給每個人發一塊鐵、發一個齒輪的圖紙,讓他們用銼刀銼出一個齒輪或者一個軸來,完全用手工做,做出來并不打分,必須裝到減速箱里,讓汽車開,開完回來檢驗才給打分。所以德國機械工業將永遠無敵于天下,同樣的鋼鐵,德國車并沒有消耗更多,但是價格貴幾倍。


德國很多優質的東西需要一個市場空間去放大,要開展貿易的便利化、自由化。中國改革慢了一點,但是去年開始已經對機械制造產品、工業產品放開門限,降低關稅,有利于進一步發展。中德之間應該更加加強經濟的合作,而不是對抗。所以,我們非常贊成歐洲的觀點,歐洲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沒有那么多政治目的。中國其實也不會想稱霸,中國還是主要生產中低端產品,中低端產品和中高端產品之間應該有相互的交流。


第二,中國的服務產業落后,我有位朋友生病了,我建議他去兩個地方動手術:德國和美國。德國的醫療這么高級,這么發達,德國如果在中國能建立一些醫院,不需要消耗多少人員,就可以把中國賺你的錢,從中國賺回去。


又比如教育,太難拿到德國博士學位了,德國博士是真博士。我們在英國和德國的工廠,大量招德國博士,太優秀了,因為德國教育很嚴格。德國中小學教育,為什么不在中國發展呢?中國也在開放服務業,這是無煙工業,煙囪不冒煙,就可以把人民幣賺回去,這樣形成貿易對沖。


24、記者:所以您的結論是,經過四十年發展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國和歐洲之間有著共同的未來?


任正非:我認為是這樣的。我認為歐洲和中國有強大的互補性,歐盟是二十八個國家組成的共同體,謀求的是經濟利益,而不是政治霸權。中國也是這樣的,我們之間應該強強合作。兩家合作時由“一帶一路”連起來,我們缺少能源,中東中亞的能源給我們的火車加油,經濟共同體發展更快。


前兩天我和日本媒體交流時,談到希望中日韓建立自由貿易區,我們也應該推動中國和歐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如果歐盟產品零關稅,歐洲商品會大量銷售到中國,而且服務業也銷售到中國,中國的產品賣往歐洲,不會像現在一樣出現貿易順差很大的狀況,我想會形成新的平衡。希望中歐致力于這樣。


我對歐洲是有貢獻的,我反復說服中國政府,在標準問題上中歐要站在一條線上,建立中歐標準體系,這已經完成了。中歐的標準組織走到了一條線上,下一步希望美國標準組織和中歐標準組織連成一氣,那就是世界標準了。


25、記者:從您來看,中歐合作可能存在的最大障礙是什么?


任正非:最大的障礙首先是知識產權保護,因為中國過去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重視。現在從中國的電視、各種報道可以看出來,對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很重視了。


第二,允許外資企業獨資,對獨資的外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要更增強一點。如果以這樣的方式繼續走下去,我認為歐洲企業在中國發展不會有什么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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